□ 舒 畅

黎庶昌，贵州“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之一。如今在遵义新州镇沙滩村，其故居仍然保存。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称“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

但日本并非黎庶昌“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在此之前，黎庶昌还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各国，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杰出代表之一。光绪二年（1876）冬，郭嵩焘出任驻英、法两国公使，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出常驻的使臣。黎庶昌经同为贵州人的丁宝桢举荐，调任三等参赞随行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他们从吴淞口出发，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段进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今南安普敦）登陆，最终抵达伦敦，行程3万公里。

此后5年间，黎庶昌曾任职于伦敦、柏林、巴黎和马德里，游历西欧十国，并撰写《西洋杂志》8卷，记述各国政教风物、民情习俗，被誉为19世纪西洋风俗画卷。此书国内数度印行，近世还有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

当代学者、著名出版人钟叔河在其题为《一卷西方风俗图——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一文中说，《西洋杂志》面世之时，“徐继畬、林则徐、魏源等人编著的世界地理书籍流传未广，斌椿、志刚等人关于西方世界的报道少为人知，欧洲还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了解的世界。”而《西洋杂志》这部书“既反映了英法德西等国的政俗民风，又介绍了许多外国的地理知识，在十九世纪80年代起到帮助人们打开眼界的作用。”

光绪七年（1881）冬，黎庶昌调任驻日本国公使。3年后，丁母忧回故里，创修拙尊园，广积藏书。光绪十三年（1887）冬，再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此期间，他广交日本朝野文士，声誉日隆。他搜求流落日本而国内失传的我国古籍，辑印《古逸丛书》200卷，印制精美绝伦，轰动国内学界。又刻印中日文士唱和的诗文集《黎星使宴集合编》《黎氏家集》40卷。他把贵州边隅的地域文化，推介到东瀛，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黎庶昌悉心探求富民强国之道。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鼓舞，他曾向朝廷上《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提出革新方案，但遭拒绝。后来因上奏折附片请建“郑莫诸公祠”而被降官三级。以道员资格出任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他在重庆办实业，修云贵会馆，建公园，创办致用书院；出资开办洋务学堂，培养并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他还接纳一些门生，使沙滩文化流播蜀中。

黎庶昌专攻古文，也研治地志及目录学，著述甚丰。他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取法于郑珍和曾国藩，出国后的作品更是内容丰富，风格遒劲。《卜来敦记》《游日光山记》《奉使伦敦记》等数篇文章被多家选本收录，成为近代散文名篇。

在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或者对贵州文化感兴趣的人心中，遵义市新州镇沙滩村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至于原因，自然就是这片土地所滋养出来的“沙滩文化”。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贵州通志·艺文志》里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难怪民间有谚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沙滩村里的禹门寺，最初叫沙滩寺，由黎氏家族创建。当年的黎氏家塾就设在这里，“沙滩文化”代表人物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这座读书堂招纳族人及乡里子弟，历时30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除了禹门寺里的家塾，沙滩村还有沙滩文化奠基人黎安理的书房“锄经堂”，其长子黎恂曾从浙江购回几万卷图书陈列其中供人翻阅，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在其中领受书籍的恩惠。如今的锄经堂是黎氏后裔黎培礼的住房，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农舍，然而它却滋养了一个半世纪之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贵州先贤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