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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3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三重维度

□ 王硕岩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科学回答了关于民族问题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实践中凝练而成的伟大成就。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具体实际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和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理念深深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文化作为最深层次的认同,是各民族得以凝心聚力的基本因素,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生成的,表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存在于同外部文化碰撞之中的独特本质。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充分彰显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保证中华民族在同外部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既能保持独立性,又能发挥能动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不竭动力,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民族关系的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其文化主体性始终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实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历史进程,使各族人民在历史自觉的过程中由内而外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家国同构”作为民族观的重要载体,对于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我们党精准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指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孕育出既符合科学规律又适应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对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进共同富裕等民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因此,科学理论与文化传承共同成就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理论与文化的交融关键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发挥,而这种主体性正是来源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锤炼,其文化精髓自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自信来源,各族人民在历史自觉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家国情怀与团结之势自古存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更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主体性,正是这种主体性才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底蕴,从而不断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推陈出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民族平等与团结的基本准则,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价值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作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理论,在历史实践的过程中论证了其真理性,成为处理民族问题行之有效的重要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关键在于其秉持的鲜明品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人文关怀是其理论出发点与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断丰富创新以实现发展进步是其生命力来源,一成不变只会被时代的洪流推翻,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是党的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基本遵循。党在结合民族问题具体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民族理论,推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对民族问题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予以中国答案。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另一方面展现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完善的实践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主要原则方向与政策要义,再到党的十八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指向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又进一步发展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从我国的民族工作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纲领性科学理论,我们党不仅坚持对科学理论的深入学习,还强调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要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总任务,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从而实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的发展过程。以民族工作为基础是党的民族理论发展创新的生命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指向。我国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繁荣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理论实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始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各民族之伟力,共同创造了符合客观规律、顺应时代诉求、契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话语体系。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来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

从历史唯物主义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个体或事物都不能取代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只有人民才能发挥历史主动从而推动历史进步。进言之,阐释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不仅要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还要深刻领会中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所产生的作用与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就是党的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同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经验相统一的过程,是党在人民群众实践基础上创造科学理论的历史真实,也是以人民实践作为起点、作为载体、作为参照的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党和人民在历史实践中的创造性产物,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还将在党和人民的接续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化时代化赋予了理论发展的活力与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指向。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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