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 琳 杨 杰

近年来，以我国公民为目标实施的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其中通过“支付结算”行为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犯罪活动案件呈现“爆发式”增长，此类案件在发案数量、犯罪行为特征、犯罪事实的认定等方面具有其独特性。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犯罪主观“明知”、被帮助者所实施的犯罪、协助行为等要素的认定，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在办案中，要合理适用“明知”的办案标准，进一步加强对“帮助”行为的认定，统一对“帮助”行为的认识，严格规范“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

一、“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实践办案难点

侦查取证难导致检察机关审查认定难。一是此类犯罪多数时候存在串案并案的情况，以银行卡、电话卡租赁为例，租赁银行卡、电话卡往往是针对不特定数量的受害人进行诈骗活动，涉及面广、人数众多，且银行卡、电话卡的出售、出租人可能存在同时为多个团伙提供银行卡的情况，串并案件的数量多，这使得在案件取证侦破及追赃挽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随着公安机关对该类犯罪打击力度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团伙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进行犯罪，为侦查机关侦破带来新的挑战；二是该类犯罪大多数涉案人存在异地抓获、上游犯罪未查清、串案并案尚未查清等情况，且公安机关往往采取羁押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此类犯罪羁押人员较多，这对检察机关落实司法政策提出了新的难题；三是该类犯罪逐渐演变为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如从卡主开卡到卡头收卡再到“跑分团伙”用于实施犯罪的全链条犯罪模式，此类犯罪的上游犯罪的侦查难度大、耗时长，这也是为什么检察官在审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件时，往往是在不能完全查明上游犯罪或者侦查机关仅破获犯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然后使其更加难以识别，无法认定与上游犯罪行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主观“明知”认定难。从本罪的基本结构分析，本罪的主观方面就是犯罪分子明知与他人通过信息网络进行犯罪行为，从而构成了明知犯罪的一部分。通常在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通过相关证明材料结合普通人的认知规律、社会常理等推定为行为人明知，与行为人明确知道在司法功能上其实是相同的，既克服了司法实务中以主观明知判断复杂现象的需要，也遵循了司法认识的普遍原则。

支付结算金额认定难。“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上游犯罪多数是境外网络赌博、境外电信诈骗犯罪等黑灰产业所产生的违法所得，这些违法所得资金的流通通道的复杂性，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案时难以辨别资金的去向。同时，有的信用卡内资金部分存在盘根错节的问题，给检察官在统计交易清算数额和辨别相关案件流向上带来混淆。另外，在司法实践还存在同一笔上游犯罪资资金在同一行为人名下多张银行卡内或银行卡到支付宝、微信账户内多次转入转出，那么在计算其支付结算金额时就可能存在计算重复的问题。

二、应对“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措施及建议

一是要注重主动履职，坚持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发挥逮捕起诉一体化优势，加强与侦查部门的信息沟通，将办案门槛前移。积极提出证据审查建议，完善证明标准，强化证据收集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合法性，重视追赃，积极正面引导侦破工作，完善证明体系，取证标准统一，为顺利完成侦查、公诉、审判等刑事办案环节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提高打击实效震慑犯罪。

二是注意统一各诉讼阶段司法机关对“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证明和处罚标准。新形式的网络犯罪手段新颖，也会对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准确性提出严峻考验，如证据标准可能不一致，极易造成结果差异，致使司法机关公信力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所以有必要细化证据标准、量刑标准，统一承办人认识。

三是赢得各方支持，实现打击一致。对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罪的预防有关银行、通讯运营商、工信等监管部门在各环节进行前端预警与防范，各自进行相关管理工作，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行业形成合作打击。有必要在公检法内部达成共识，明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整个诉讼环节的标准。

四是提高公民参与度，让法治传播更加深入。目前我国虽然出现了“全民反诈”的宣传热潮，但对于涉“两卡”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宣传却很少，要加强涉嫌“两卡”犯罪活动的指导性案例和普法宣传案件的公布，进行“以案释法”，提高民众的预防能力和法治保护意识，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传播和当前的反诈宣工作相结合，同时要以青少年、无业人员等高发人群为主要的传播人群，持续提升群众意识，提升涉“两卡”犯罪治理效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表明了我国的打击决心，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虽然202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断卡”行动不断取得一定成效，但打击任务仍然艰巨，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深化加大对涉电信诈骗犯罪类案件打击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断卡”行动力度。

（作者单位：镇宁自治县人民检察院）